1968年，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词作者田汉，在狱中结束了70载的生命，过了7年，他的妻子才得知，大家都说他走得冤，妻子却说：“他有福气啊。”
那是一个寒风如刀的冬日。在秦城监狱阴森的走廊尽头，田汉被糖尿病折磨得双目失明，腿部溃烂，因为没有医治，只能在腐烂的伤口中等待死亡。
他手里紧紧攥着的，是一支被没收前仅存的钢笔，那是在那个黑暗时刻，他生命里唯一的温度。没人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想什么，但人们知道，那个曾经用文字点燃民族热血的斗士，终究是被硬生生折断了笔尖。
田汉的一生，是与“火”有关的一生。他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农家，9岁丧父，母亲易克勤为了支撑家业，靠着一双磨出老茧的手，终日织布、绣花，硬是将他拉扯成人。
童年的田汉，曾在刑场目睹舅舅被清政府斩首，那一声“革命党人杀不尽”的呼喊，像烙印一样烫进了他的少年时光。那时的他，看着湘剧戏台上摇曳的皮影，或许从未想过，未来他会写出响彻祖国大地的最强音。
1932年的秋天，上海霞飞路的一处地下联络站里，烟雾缭绕。瞿秋白紧紧握住田汉的手，沉声说道：“你以笔为枪，比真枪更利！”那时候的田汉，身处国民党的通缉令之下，头颅悬赏500大洋，他每天奔波于一个个临时藏身点，却在租界的亭子间里，伏案疾书。
1935年的那个深夜，窗外是巡捕的哨声和难民凄凉的哀嚎，田汉在这生死交织的缝隙中，将“血肉长城”这四个字，挥毫写在了香烟壳的衬纸上。他不会想到，这几个字，竟成了中国人民心底最坚硬的底色。
然而，时代终究没有对他温柔以待。文革期间，他被诬陷为“反革命黑线祖师爷”，罪名之荒谬，竟有人指责他写国歌是为了替国民党做宣传。从神坛跌入泥潭，对于一个视文字为生命的知识分子来说，这比身体上的折磨更为致命。
在狱中，他曾试图写下剧作《自由魂》，可当他意识到那份自由已无处安放时，他颤抖着手将纸稿撕得粉碎，抛入便池，任由那些未完成的文字化为污浊中的残屑。那一刻，他是痛苦的，也是清醒的。
当1975年，重病的安娥终于得知田汉已离世多年时，她的心境却异常平静。那时的安娥自己也已身患肺癌，终日咯血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，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熬着“剜心的日子”。她对身边人说，田汉死在1968年，对于他而言，或许是一种“福气”。
因为他不必再面对那些无休止的批斗，不必在寒冷的铁窗里被迫弯下那挺直的脊梁，不必看着那些曾经坚守的信仰被一点点践踏。对于一个宁折不弯的灵魂来说，肉体的消亡，反而成了保全精神尊严的最后屏障。
直到1979年，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书，正式为田汉平反，所有蒙在他身上的尘埃被一一拂去。
平反后的那一天，安娥颤颤巍巍地来到田汉生前的住所，将他那副在战乱中断裂、又被精心修复的眼镜，埋在了院中那棵桂树之下。泥土覆盖的那一刻，就像是一个漫长的告别。
田汉走了，但国歌的旋律依旧在每个清晨激荡。他没有死在战场上，却死在了自己亲手浇筑的“长城”坍塌的幻影里。安娥的那句“有福气”，藏着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看透时代的苦涩，以及对那段历史最深刻的控诉。
如今，当我们再次唱起那句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，是否能想起那个在秦城监狱里，双目失明、腿部溃烂，却依然倔强地攥着钢笔的老人？他的一生，既是历史的缩影，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注脚。
他用生命写下的诗句，早已超越了生死，成为了这片土地上，永不磨灭的脉搏。而安娥的那份释怀，亦是对这桩历史冤案，最为冷峻却深情的祭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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